日本经济腾飞对中国的启示:关注GDP不如关注民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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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世纪70年代，成功实施“国民收入倍增计划”的日本，国强民富，市场繁荣。
1964年10月1日，日本东京至大阪间“新干线”通车剪彩，以“子弹列车”闻名于世。
核心提示：虽说GDP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，但过于关注GDP数值的大小，显然不如关注居民收入、生活环境等指标。
《支点》记者 何辉
作为追赶型经济体，当前的中国跟上世纪“东亚奇迹”的几个经济体所处的发展阶段有些类似。而在东亚经济体中，无论是经济体量、人口规模还是追赶效果，二战后日本经济腾飞的经验，更值得中国借鉴和学习。
20世纪50-70年代，日本经济从战后毁灭性的破坏，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被誉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。在这段奇迹中，日本政府的行政管理体系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。
“黄金18年”
二战毁灭了当时日本42%的国民财富，国内经济处于崩溃边缘。从1945年起，日本实施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，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和轻型机械工业等产业，迅速赚到了经济腾飞的第一桶金。
1955年，日本改变经济策略，从出口拉动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。特别是时任首相池田内阁宣布的“国民收入倍增计划”，以“高速增长、提高生活水平、完全就业”为目标，最大限度地实现增长。
池田内阁通过充实社会资本、引导产业结构高级化、促进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、提高人的能力和振兴科学技术、缓和双重结构和确保社会稳定等五项举措，使日本经济实现了“黄金18年”的发展时期，从1968年起日本就坚守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宝座，直到42年后的2010年被中国所取代。
“该死的GNP”
“日本‘国民收入倍增计划’之所以成功，与其实施的行政体制改革有很大关系。”获得日本创价大学国际关系博士学位的葛建廷认为，二战后日本实施的地方自治政策，为落实其经济发展规划起到了积极作用。
《地方自治法》规定，“县”的行政长官称为知事，而市、町、村的行政长官称为市长、町长、村长。这些官员在对外活动中代表地方自治体。市长直接通过普选产生，每4年选举一次，对地方公民负责。
“实施自治后的地方政府行政长官，主要对地方选民负责。”葛建廷说，在竞选知事或市长时，竞选人通常会以提高居民收入、改善生态环境、调高福利待遇等与居民切身利益相关的事项作为竞选口号，当选后也会按照之前的承诺予以兑现，否则会遭到当地议会的问责。
例如，在今年初东京都知事的竞选中，竞选人细川护熙的主要竞选主张是废除核电站，而其对手舛添要一就反对废除核电站，但提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日本中央政府不会对地方的具体政策进行管制，对地方也不存在考核任务，而地方居民又不太关心GDP这类偏宏观的指标数据，所以地方政府大多不以GDP作为主要发展目标。
当然，即便是地方自治，日本在经济发展方面也走过弯路。上世纪70年代，有些地方政府在发展产业时未考虑到环保因素，环境污染严重。当时就有学者提出“该死的GNP”，对以GNP(注：当时并不提及GDP，使用GNP是主流)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指标提出了质疑。
引导但不干预
虽说地方政府具有很强的政策自主权，但在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徐静波教授看来，日本政府并不会直接干预经济活动，他们实行的是市场经济政策，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创造经济生活运行的条件，提供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。
“值得注意的是，虽然日本实行的市场经济政策，但也不是完全照搬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模式，而是在政府指导下的市场经济。”徐静波说，比如地方政府制定的某项产业政策，可以通过补助金、减税或长期低息贷款等方面的优惠措施引导企业发展相关产业，不过这种引导没有强制性，不具有法律效力，也不会直接干预企业运营与发展。
很多日本企业也愿意接受政府的引导，因为只要进入相关产业，就能享受到来自政府部门的各种资助、补贴和优惠，既可促进当地经济发展，又能为当地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，可谓一举多得。
“GDP有点像面子工程”
“虽然体制跟中国有所不同，但日本地方政府在行政管理上的思维方式还是值得肯定的。” 葛建廷认为，政府从事政务管理的最终目的，是让辖区居民生活得更幸福，这一点与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一致的，虽说GDP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，但过于关注GDP数值的高低，显然不如关注居民收入、生活环境等指标来得直接，“某种意义上，GDP有点像面子工程。”
不过，葛建廷也认为日本模式并不是没有弊端，“比如由于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力较弱，地方政府一旦频繁更换行政长官，若施政理念不一致，其政策的连贯性可能无法得以保障，这对居民来说也不见得是好事。”
另一方面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，日本经济陷入“失去的十年”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元气，这也表明任何政策并非十全十美，也没有永远有效的模式，只有不断改革与创新，才能有永续的动能。(支点杂志2014年11月刊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