仙桃反五风获毛泽东两次批示 开全国先河(图)

图为：毛泽东亲笔标注“重要文件”（手写体留存中央档案馆）

图为：在公社干部电话通知下，沔阳红专队的队员们在试验田里收割打场

眼下，中央到地方都在驰而不息反“四风”，党员干部因存在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、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现象屡被通报。

追溯历史，50多年前，全国农村曾开展一次轰轰烈烈的反“五风”运动。该运动是毛泽东同志向全国大力推广沔阳县(今仙桃市)反“五风”经验后，在全国农村普遍展开的。仙桃市档案馆馆藏的50多份档案资料清楚地记载了当时反“五风”运动的全过程。

　沔阳县反“五风”开全国先河

1960年7至8月间，沔阳（今仙桃市）县委派出三个调查组深入到各地进行“五风”问题的调查。8月25日，县委批转了三个调查报告。沔阳县委纠正“五风”的做法得到湖北省委的认同。

1960年8月28日，省委制定下发《关于调动群众积极性的十项措施》，并派遣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延春到沔阳县试点，贯彻落实十项措施。

9月上旬，王延春和沔阳县委书记处书记姜作强带领省地县工作队400多人，进驻通海口公社。工作队深入基层，逐条宣传省委“十项措施”，发动群众揭露矛盾，并把问题梳成辫子，对照“十项措施”，逐一加以解决，立竿见影。在很短的时间里，就将“五风”现象基本刹住，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。

9月18日，王延春向省委书面报告在沔阳县试点的经验。省委主要领导王任重、张体学看完报告，认为沔阳的试点经验很好，应予以推广。

毛泽东亲笔标注“重要文件”

9月底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来到湖北视察，省委领导向李先念汇报了沔阳的做法。李先念回京后，向毛泽东专题汇报湖北沔阳的情况，并转呈了王延春的报告。毛泽东十分重视来自基层的经验，认为沔阳反“五风”经验具有普遍意义。

10月10日，毛泽东将沔阳的材料批示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，指示说：“湖北沔阳‘一平二调’问题至今未解决，……；文件极好，请你即令书记处某一位懂事、能文的同志，日内即为中央起草一个有力的指示(要有几百字，几句话太少，不足以引起省、地、县的注意)，草好送我一阅为盼!”李富春经与有关同志几次讨论，草拟了《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湖北省委和福建省委两个文件的重要指示》，报送毛泽东。

10月12日，毛泽东亲自审批了这份文件。为引起各级党委的重视，毛泽东特地在“中共中央文件”红头的左下角，加上了“重要文件”四个字。这种格式，在党的公文史上极其少有。

中央将这份文件发到了生产队一级，各省、市、区党委立即深入农村办点，取得经验，召开各种动员会，认真部署反“五风”运动。自此，反“五风”运动由点到面在全国展开。

中央首次提出“五风”一词

全国反“五风”运动普遍展开之时，沔阳县通海口公社落实湖北省委十项措施的工作已接近尾声。11月上旬，湖北省委为了贯彻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，召开省、地、县三级干部会议，推介通海口公社贯彻落实政策后的十大变化。

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认为沔阳的经验很好，以个人名义将沔阳的经验材料呈送毛泽东同志。毛泽东阅后，于11月15日以中央名义，亲自起草了给各省、市、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指示，即《关于彻底纠正“五风”问题的指示》，再次转发了沔阳的经验。《指示》强调：“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、浮夸风、命令风、干部特殊化风和对生产的瞎指挥风，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，带动其它四风的纠正”。这是中央第一次提出“五风”这个词。

到1961年，全国农村愈演愈烈的“五风”现象基本被刹住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，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较快恢复。

提问历史

“五风”产生背景

1958年，全国农村掀起“农业生产大跃进”和“人民公社化”运动高潮，中国农村出现了以“一平二调”的共产风、盲目追求高指标的浮夸风、干部强迫命令风、生产上的瞎指挥风和某些干部的特殊化作风（简称“五风”）为表现形式的“左”的错误，严重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，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也受到损害。

到1960年，“五风”愈演愈烈，加上当时全国性的自然灾害，国家遇到空前困难。

案卷故事

“五风”刮出的荒唐事

“一平二调”共产风：人财物想调就调

各级都平调生产队的人、财、物。上自县、公社，下至管理区、生产大队，都到生产队搞“一平二调”。平调的范围大到土地、房屋，小到镰刀、夜壶，什么都调。如公社要搞“木轨化”，就要社员献木料；搞“五有化”，就拆社员的房子盖猪圈，搞“车子化”就砍社员的树。总之是人白调，物白拿，饭白吃。

数据浮夸风：挑柴卖了买柴烧

突出表现是虚报粮食产量，卖“过头”粮。如沙岭生产队，1959年粮食总产59万斤，全队需口粮60万斤，需种子5万斤，本来还有6万斤的缺口需国家供应，但公社为了向县呈报粮食增产，反而要这个生产队卖粮18.5万斤，后来，这个生产队的口粮、种子不够，又得找国家补购。像这种“挑柴卖了买柴烧”的现象，在其他生产队也比较普遍，群众怨声载道。

生产瞎指挥风：一天开几次电话会

通海口公社干部怕权力下放后自己没有事干，靠打电话来指挥生产，统一排活。一道命令，全公社社员都得服从调动，不管这件事干完没有，都要转去干新的。于是，同一块田里，有半截苗高一尺，有半截苗低三寸；有半截插上了秧，有半截是光板。有时公社一天得开几次电话会：晚上欲下雨，电话会上布置明天插秧；清早起来，天却晴了，紧急电话会又布置选晒种子；社员丢下秧苗，来到场上，却又接到第三次调动命令：“种子晒干了，应该去除草灭茬”。对这种领导方法，群众称之为“孙猴子”的七十二变。

　强迫命令风：强行没收社员自留地

干部对不同意见者和不服从调动者动辄喝斥，甚至捆绑、吊打，使干群关系严重对立。在强行没收社员的自留地方面，有的生产队一连几次缩减社员的自留地，社员种得好好的，一声命令，连地带菜都没收。中央和省委有规定，每户自留地可以有三分到五分，但是基层却“一刀切”，一律不超过两分或三分，即使是三分半，也要把半分切出来，归小队，可是小队又不种，情愿荒着。

干部特殊化作风：少干活多记工分

多拿多要、多吃多占、少干活多记工分。基层干部对上说假话，对群众说硬话，比如“听我的话就是听党的话”；私设法庭，少数地方出现打人、骂人、充军、捆人等现象；乘“共产风”之灾，基层干部随便打条子，在生产队支钱，贪污多占；假用整风抓典型之名，对群众施加压力，下边干部不敢开口反映真实情况；干部不仅不参加生产，连家属也不参加生产等。